铎，一种古乐器，像一个大铃铛，中间有舌，铜舌者为金铎，木舌者为木铎。

　　“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与金铎在战场上鼓舞士气不同，木铎更多与行政事务相关。史书记载，夏禹治理天下，在醒目的地方置放钟、鼓、铎、磬以及鼗五种乐器，就五类问题分别征求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告寡人以事者振铎”，就是让有识之士击打木铎，告诉他政事上的不足。由此可见，那时木铎俨然是监督的一种象征。

　　木铎的监督象征在《尚书·夏书·胤征》中更加明确。据记载，夏代胤侯受命征伐羲和部落，在行前动员讲话中，他说，“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每年孟春之月即农历三月，宣令官会在人群聚集之处，一边击打木铎，一边宣布政令法规，以提醒百官注意，互相规劝，提醒百工摈弃奇技淫巧，依其技艺进行劝谏，如果令行而禁不止，国家将予以惩罚。胤侯认为，征讨渎于职守、嗜酒荒乱的羲和部落，并非不教而伐，而是“木铎徇于路”在先，师出有名且名正言顺。在这里，木铎进一步成为宣示政令法令、警示百官百工的象征。

　　《周礼》中多次提到“木铎”。《周礼·天官·小宰》云：“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汉代大儒郑玄解释为，“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略有不同的是，其宣示地点不在路上，而在宫中，宣示者不是作为使臣实施宣令的“遒人”，而是协助履行监督职能的专职官员“小宰”。小宰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辅佐大宰，按照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六种标准来评判官员。小宰击打木铎后，会将有关政令法令悬挂宫中，并履行监察职能，督促官员遵章守纪，尽心尽责，服从王命。《周礼·地官·乡师》记载，“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以市朝。”这里的宣示者也不是“遒人”，而是掌管教化履行监督地方官员之责的乡师，宣示的内容更加明确，主要是朝廷的征召及命令，在市集击打木铎，同样是提醒大家注意，引起重视。

　　据《周礼》记述，木铎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与火禁相关。对于火禁，有人认为是为了防范火灾，也有人认为是古人定期熄火、重取新火以示对火种的敬重，熄取之间，实施火禁。但将木铎与火禁联系起来，无论掌管王宫戒令的宫正，还是掌管国家火禁的司烜氏，都合理而巧妙地运用了木铎警醒、监督的象征功能。

　　事实上，当时木铎在民间还有更广泛的运用。“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是周代采诗官春天到民间摇着木铎摇回来的。木铎当当作响，歌谣字字成行。歌谣随口而出，发自内心，是民心民情的真实反映。正是通过采诗，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以此反躬自省，查纠不足，改进政策，实现“富而教之”。

　　将木铎的象征意味推向高峰的，是《论语·八佾》中的一段记载。一个从仪这个地方来的镇守边界的官员，受到孔子接见后，出门对孔子的学生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对他究竟谈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就当时他对孔子的评价如此之高如此之准，不能不说他慧眼独具。无论是从政鲁国尽心职守，还是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无论复兴周礼，还是整理文献，抑或教书育人，孔子始终像一个巨大的木铎，一刻不停地敲击着，以琅琅清音警醒世人，教化世人。

　　千百年来，写木铎的诗很多。苏轼有一首诗，将木铎的象征意义上升到以德治国、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霭霭龙旂色，琅琅木铎音。数行宽大诏，四海发生心。”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朝廷内宴，按例，翰林院侍臣应献诗宫中，粘贴于阁中门壁，以供品赏。苏轼向皇帝、皇太后、太皇太后一口气进献了十余首帖子词，第一首便是这首“琅琅木铎音”。

　　那年冬天，天降大雪，寒冷异常，百姓生活困难。朝廷下诏，“雪寒异于常岁，民多死者，宜加存恤，给以钱谷；若无亲属收瘗，则官为葬之。”后来又下令，“以大雪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皇太后高氏特地询问灾民情况，“大雪，民间不易，已令散钱，还均济否？”

　　苏轼对朝廷洞察民情、悯恤民生、安抚民心的做法倍加赞叹，因而发出“数行宽大诏，四海发生心”的感慨。此时的苏轼已过知天命之年，历经坎坷后，他对民生多艰有更深的理解，对改善民生也有更多的设想。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摄政，苏轼复出官拜三品，离宰相一步之遥，当时的哲宗年仅十二岁，跟随他读书学习，是以苏轼对朝廷德政更有无限的期盼。居庙堂之高，忧江湖之远，这也许正是苏轼将木铎的意象与化生万物的天地大德相连的原因所在。而这样的意象，对木铎问政、监督、采诗、教化等原有功能，既是承接，更是升华。（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