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之窗】新闻出版人心中的灯——走进上海邹韬奋故居
信息来源:云台山风景区管委会 发布日期:2023-09-05 16:44:31 浏览次数:

初春二月的上海,空气中还透着清冷,沿着重庆南路,走进位于205弄的万宜坊,瞬间变得安静了许多。只见两排砖混结构的三层法式建筑在街巷两侧静静矗立,米黄色的水泥拉毛饰墙透着古朴,红瓦砌就的孟莎式屋顶又显得静谧,黑色线条的老虎窗在红瓦中探出。里弄内建有楼房100多栋,门牌为54号的建筑是联排小楼中的一个,若不是黑漆铁门左侧的外墙上悬挂着“韬奋纪念馆”的木牌,这里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1930年至1936年,中国近代杰出出版家、新闻记者、卓越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在此地。

  韬奋故居是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如今,这故居连同隔壁的53号建筑一起被国家批准设立为韬奋纪念馆,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题写馆名的烫金大字镶刻在53号门牌左侧的墙壁上,以更醒目的方式提醒人们这里的所在。

  万宜坊始建于1928年,是法商万国储蓄会投资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邹韬奋和家人搬来此地,一是因为这里相对平静安全,有利于专心写作;二是距离他工作的《生活》周刊编辑部比较近,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正如王安忆在小说中写到的上海弄堂,“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进入大门内是浅浅的院子,右手边靠墙的花坛里栽种着四棵树木,已经高过二楼的阳台。两步走上台阶,便步入了一楼的会客厅,不大的空间里,桌椅、沙发、茶几被摆放得井然有序。吊灯下,四把木质圈椅围着一张小圆桌,南面的窗户下是一溜沙发。左手边壁炉的上方是邹韬奋母亲查氏的肖像,对面墙上是夫人沈粹缜的刺绣书法及装饰画。当年这里曾高朋满座,邹韬奋与好友胡愈之、杜重远等常在此彻夜长谈,与同事、朋友商讨办刊、办书店的想法及如何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26年,邹韬奋开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在他的主持下,刊物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断抨击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发行量很快就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笔名“韬奋”多是发表严肃的时事评论用的,并由此闻名。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不断发文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日寇的妥协行为。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共产党人救亡图存、为国牺牲的精神深刻影响了他,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活》周刊成为抗战的舆论中心阵地。1932年7月,邹韬奋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在《生活》周刊附属的“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也就是现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分支店达到56家。

  穿过客厅前行,经过一道门,顺着楼梯,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经过一处亭子间,这个斗室就是邹韬奋的工作室兼书房。不足7平方米的空间里仅放得下一张书桌、三架书橱和一把椅子,书橱里摆满了他海外流亡时购得的英文和俄文书。书桌上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是1932年至1933年间,邹韬奋利用每天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这张书桌前编译了这本书。他当时的月薪并不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从来不拿稿酬,只靠业余翻译一些外文书籍来贴补家用。在这里,他经常奋笔疾书至深夜,写下无数篇针砭时弊、让敌人战栗不已的社会评论;在这里,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通信共商国是及出版事宜;在这里,他回复报纸栏目“读者信箱”里的来信,和广大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2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隆隆炮声打破了亭子间里那张书桌的平静。在纷飞的战火中,邹韬奋撰写了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并配上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照片在《生活》周刊上连载。他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愤怒声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他奔走在城市的不同人群中为十九路军征募军需品和慰劳品,在沪西设立生活伤兵医院。他先后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但因为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这个对亲友温润如玉、对敌人诤诤傲骨的人被迫开始了两年多的海外流亡生活。1935年8月,海外漂泊结束一回国,他就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

  拾级而上,二楼是一间附带盥洗室的卧房,南向还有一个小阳台。室内墙上挂着邹韬奋与家人的照片。这里的布置都是根据夫人沈粹缜的回忆复原,家具依然是当年使用过的模样,没有华丽的陈设,简朴的布置却营造出家庭的温馨,这里留下了邹韬奋一家人和睦美好的时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工作令他多么疲惫,时局令他多么愤懑,只要回到家里,邹韬奋总是对妻儿温柔以待。每天早上,沈粹缜都会站在二楼的阳台,目送邹韬奋夹着装满稿子和读者来信的公文包,行色匆匆地融入人流。

  温馨和睦的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1936年11月,邹韬奋因积极参加和领导救国会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自此,邹韬奋及家人就离开了这个生活学习和战斗了6年之久的居所。出狱后,他辗转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来到隔壁的韬奋纪念馆,戴着眼镜的邹韬奋半身铜像摆放在展厅的中央,四周陈列着邹韬奋的生平事迹与资料照片,包括他的手稿、主编的报刊,以及各种版本的著作。他一生著述甚丰,有《经历》《萍踪寄语》等著作及文章,玻璃展柜中《生活》周刊上手写体的“生活”二字让人倍感亲切。

  走出门外,回望一眼万宜坊的这幢小楼,二楼亭子间的灯仿佛还在彻夜亮着。穿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那盏光始终不灭,已成为无数新闻出版人心中的明灯,感召着更多的人为祖国、为民族挥洒热血、倾献精诚。(焦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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