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康熙评点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1651年-1725年）一生有三敬——敬身、敬德、敬民，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其为人、为官、为民各方面，我们都能见到张伯行努力坚守三敬之道。

　　以敬持身，要内外兼修。张伯行遵从父训读贤人志士之书，自幼恪守贤儒的敬身观念。张伯行尊崇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其《近思录》等书日夜诵读，得出敬身要做到内外兼修的感悟。他非常认同“心术正乎内，威仪正乎外，则敬身之大体得矣”。在私塾读书期间，课间小憩时，与满屋追逐跑闹的同学异样的是，张伯行仍然是正襟危坐，举止庄重，全神贯注学习课业，宛然君子之行，做到了心术正乎内，威仪正乎外。由此，他得到了私塾老师赞其有儒者气象的好评。

　　进士及第后的七年漫长时光里，他专门打造了一座读书园，整日所思者乃谨身寡欲之道，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官任职后，张伯行更是在谨身寡欲方面下足了功夫，害怕因自己的疏忽而未能为百姓谋利，害怕属下的官吏仗势欺人、贪赃枉法而使百姓受了苦。张伯行在自著的《困学录集萃》中自问道：“善者，我果能有否？不善者，我果能无之否？”常思己过，故能防患未然。张伯行日夜扪心自问检视自身和毕恭毕敬为人处世的态度，让他能时刻保持清醒、保持警惕。

　　以敬修德，要躬行践履。古称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在三者中，立德居于首位。张伯行一生著述颇丰，整理汇编贤儒著作五十余种，名为《正谊堂全书》。该书以“立德”开篇，张伯行采择名儒的金言警句，倡导养成高尚的品行和德操。为官先敬德，张伯行在其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极为看重官德的坚守与弘扬。张伯行在山东济宁任官期间，有人欲立功德碑以赞其治河才干，他敬重自身的道德节操，以“这不是惹得众人都嫉妒我”的一句话谢绝来者。任职江苏巡抚时，他同样看重自己的名节，以“一丝一粒，我之名节”“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来拒绝四面八方的馈赠者。外地任官、兴办书院的日用开销，都算入张伯行自家的账目。张伯行上任不带家眷，日用饮食从不浮华，就是为了不断涵养节俭清廉的为官品德。

　　以敬养民，要始终如一。张伯行在尚未出仕为官时，就有一颗关心百姓疾苦的善心。在仪封老家发生灾荒时，他协助家人低价出售米粮，帮助乡邻度难。在一次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遇到无人认领的尸体，他便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些钱，委托别人让其入土为安。在山东济宁为官时，百姓因饥荒而食不饱腹，看着百姓忍饥挨饿、叫苦连天的场面，他心里比刀割还痛，此时官府的仓库中并不是没有粮食，只是要等待层层审批，一时放不出来。张伯行知道等批文下来再开仓放粮，自己绝没有错，但百姓无法等待，他打开粮仓赈济百姓，后来有人指责他的专断行为，他以“仓谷重乎，人命重乎”这样一句话回答，使得对方哑口无言。

　　张伯行的心中放着一杆秤，老百姓是这杆秤上的定盘星。在一些贪婪官员搜刮民膏民脂，用以巴结上级时，张伯行说出“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在江苏任上，他更是以“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的警言，打破那时的官场潜规则，使得前来送礼的官员自讨没趣，引得吴地百姓纷纷夸赞，称其为官“一清二白”。

　　从祀孔庙是古代官员的至高荣誉，这不仅是对其为官表现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的肯定。清朝仅有三位官员从祀孔庙，张伯行是其中一位。他恪守的三敬之道，启示我们要坚决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常怀敬重之心，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爽爽为官。（郭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