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纪检监察报》4月26日8版截图　

　　苏学文，江苏连云港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组长。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血河》、短篇小说集《逝去的红草地》《无处诉说》，长篇纪实文学《昨天的雷声》等。其短篇小说曾获第五、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并有电影评论和报告文学获全国和全军征文奖。

　　记者：从当年的军旅生涯到现在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您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爱好和习惯，有着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这份历程，总有一个缘起，请谈一下当初触动您的契机。

　　苏学文：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32年前长在北京西山上的那株桃树和一段尘封的记忆。

　　1987年4月，北京军区文化部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联合举办一期文学创作培训班，那是清明节过后的一个上午，在北京西山脚下的营房里，阳光明媚地照耀着营区的大院，我和来自全军的二十多名业余作者聚集一起，聆听解放军艺术学院老师的讲课，沐浴着文学的温暖。

　　第一课是由文学系冉淮舟老师给我们讲孙犁的创作道路和艺术特色。冉淮舟老师曾帮助孙犁整理过文稿，编辑过孙犁的文集。他讲孙犁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记得那天淮舟老师穿一身军装，布鞋，头发已经染霜，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如果仅是这一点，也许不会让我感到特别之处，让我倍感亲切的原因是孙犁，因为我也受到过孙犁的恩泽。如果追溯我的创作之初，可以说深受孙犁作品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荷花淀》一文，就是我初学写作的范文。我不单是受孙犁作品的熏陶和浸染，更让我终身感念的是，1981年底，我入伍到冀中的军营，把短篇小说《乡村轶事》寄给了孙犁先生。三个月后，在孙犁工作的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发表了。这是一个十七八岁新战士的处女作，处女作的发表对于热爱文学的我来说，那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鼓舞和激励。后来，我又以部队生活为素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白海棠》，经孙犁之手，也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发表了。

　　冉淮舟老师不仅讲了孙犁的创作历程和艺术特色，还讲了孙犁在战争年代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孙犁作为解放区的干部，他和解放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在民族危难时刻，他以人民为中心，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人民群众身上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正如铁凝在纪念孙犁的文章中写道：“我觉得，孙犁作为人民作家是当之无愧的，他情感深处从未对人民割舍过。”

　　淮舟老师是协助徐怀中主任创建军艺文学系的教师。第一届以莫言、李存葆为代表的学员刚从文学系毕业不久。对于部队的业余作者来说，军艺文学系可谓是文学的圣殿，文学系的老师似乎有点石成金的本领。1991年，我考入军艺文学系时，从第一届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朱向前、黄献国二位老师对我们说，文学系是一块沃土，壮苗在这里能长成参天大树，即使插根筷子都可以发芽。此话不虚，从文学系毕业的学员中，后来有的获“诺奖”，有的获“茅奖”，有的获“鲁奖”，至于其他奖项，不胜枚举了。

　　听了冉淮舟老师的课后，我也从他那里得到过具体的帮助和提携。1988年淮舟老师在主编冀中文丛时，便让我创作了一部冀中抗日战争中以地雷战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昨天的雷声》。再后来，在我出版第一个小说集的时候，冉淮舟老师又欣然为之作序。
　　记者：写作“文无定法”，创作的文本和方法也不拘泥于形式。但是，无论写作理念、手法怎样千差万别，必然要回答好为谁写作的问题。

　　苏学文：当时军艺文学系朱向前老师讲莫言，向前老师和莫言、李存葆是同学。向前老师以评论家和同学的双重身份讲莫言的创作，让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站在走廊里聊天，阳光很好，山里的空气很清新。向前老师眺望着营院外的山峦，突然抬手向远处一指，问大家那是什么？远处是起伏的山脉，乍暖还寒的西山上还是光秃秃一片。仔细再看，在半山坡上有一株桃树，孤独地开着，却非常灿烂。向前老师问，如果让大家来描写这棵树，你们能写多少字？这给了我们启发。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好的感觉，还要有才情。当时，拉美文学的引入，给中国文坛带来了震撼效果，它不仅诱导了专业作家群起效尤，而且给业余文学爱好者带来很大的冲击。个别以洋为荣的盲目效仿，以自我为中心极端私人化写作，让不少作家如遇到风浪的帆船，寻找不到宁静的海湾。

　　文学创作方法很多，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很荣幸，王愿坚老师给我们讲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他曾到当年红军长征路上采访，作品有短篇小说《党费》《七根火柴》《亲人》等。他的作品构思精巧，主题鲜明，富有故事性，把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写得真切感人。可是，在有些评论家的眼里，王愿坚的作品属于“革命文学”。三十多年过去了，王愿坚关于创作方法的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要想长、就把它截短；要想白，先把周围涂抹黑。”这坚定着我们的创作理念。

　　到了九十年代，当时有的文学作品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我陆续创作了一些部队题材的短篇小说，如《夜话》《扣子》《看山》《雪人》《虚光》《雪天》《雨天》等。在创作上虽然受到过“八面来风”的冲击，但我的创作初心依旧，仍然从孙犁作品中汲取养分，所创作的小说都传承着孙犁作品中那种丰实、细腻、复杂的民族精神和抒情性。孙犁作品之所以对我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是他所具有的抒情性和人民性。

　　记者：用我们手中的笔记下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创作出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正逢其时。结合所从事的纪检监察工作，您有什么创作体会？

　　苏学文：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由于角色转换、工作繁忙原因，文学创作一度搁置下来。到了2016年，在参加省作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便开始构思创作反腐败题材的长篇小说，到2018年夏天完成了30多万字的书稿，书名为《人民的权力》，不久前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

　　在创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今天的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具有投身社会生活激流的勇气和激情，融入生活，表现人民在生活中的顺境和逆境，以及爱和恨。在创作《人民的权力》时，我开始有些犹豫不决，反映当下这场没有硝烟的反腐败斗争，是从正面直入主题，还是弱化背景从侧面入手，避开“敏感”问题，去写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作为身临其境的作者，如果避重就轻，不能把当下的反腐败斗争的情景书写出来，确实是一大憾事。文学作品不能轻视当下，更不能回避现实，真正有力量的创作，一定要脚踏实地才能掷地有声。

　　一个作家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历史有充分的认知，对当下的生活有足够的洞悉，对百姓生活感同身受，并善于对未来的社会走向和世态人心做出自我审视和判断，写出的作品才具有现实意义。于是，我决定采取非虚构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问题为导向，以具体事件为主线，将一个地区在十八大前后的政治生态和反腐败斗争历程描绘出来，把纪检监察干部的斗志和情怀书写出来，把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表达出来。（本报记者刘同华）